特别提示：下列为知识性文章，我网并不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请勿来电咨询 |
诔辞、哀辞、吊文、祭文，是我国古代用于哀悼与祭奠的文体，也是现代悼词的前身。
现代悼词有三个特征：
一、总结死者生平业绩并充分肯定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化悲痛为力量的积极的基调和内容。它不像古代的哀辞那样，一味宣泄个人的哀痛之情，充满悲惨的情调，使人感到愁闷压抑。现代悼词是面向现在和将来，强调化悲痛为力量。
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但它们的语言风格都大体相同，那就是务求真挚质朴，切忌浮夸艳丽。
现代悼词的表现手法，大致可分记叙式、议论式和抒情式三大类。
一、记叙式悼词
以记叙死者的生平业绩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抒情或议论。这是现代悼词最常见的类型。
例：
在宋庆龄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邓小平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导人，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宋庆龄同志。
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宋庆龄同志是广东文昌县人，从青年时代就追随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一九一三年，她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处理同国内外往来的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一九一五年和孙中山先生结婚。她坚定忠诚、恭谨谦逊，始终是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叛军进逼，形势危急。宋庆龄同志拒绝先行撤离，对中山先生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中山先生撤离险境，才在卫士掩护下正面突破火线，身体受到无法补偿的摧残。这一英勇行动，充分表现了宋庆龄同志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
宋庆龄同志在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合作以及与列宁所派使节反复交谈中，做了大量积极的、切实有效的工作。她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犯难北上，宋庆龄同志毅然随行，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未庆龄同志向国内外介绍了中山先生的遗嘱，不久又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并投身于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
一九二六年一月，宋庆龄同志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同志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她又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决裂。八月一日，宋庆龄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南昌起义当天，成立了由周恩来等二十五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同志虽然未在南昌，仍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八月，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
十年内战的头两年，宋庆龄同志在苏联和法国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反帝活动，并在一九二九年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其后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宋庆龄同志回国后，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有力地挫败了他们各种威胁利诱，多次申明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切向往。一九三一年，她在一篇文章中严正指出：国民党早已背弃革命政策，各派势力都在以军阀为靠山，力争帝国主义头子的欢心，屠杀中国人民大众，提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三十年代，她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和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并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同志等签名公布。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抗日战争期间，宋庆龄同志拒绝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她先后在广州和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向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国外人士和海外侨胞进行募捐，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为此曾通过外国势力向宋庆龄同志施加压力，遭到宋庆龄同志和在座的陈翰笙同志的驳斥。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同志和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四人挺身而出，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宋庆龄同志到达重庆，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同情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国际友人并肩战斗，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宋庆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劳动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帮助。
北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同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她欣然离沪北上。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宋庆龄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五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七五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三十二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她作为国·269·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宋庆龄同志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等国，取得很大成功。一九五七年，宋庆龄同志随同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和她交换意见，他们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推心置腹，亲密无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宋庆龄同志一贯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工作，热情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宋庆龄同志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宋庆龄同志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故旧友朋，关怀台湾的前途，殷切期待国共和谈早日进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近年来，宋庆龄同志为我党相继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而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社会主义现代比建设，为此贡献出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她热烈期待已经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理想并转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宋庆龄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树了光辉的业绩，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尊敬和爱戴。
宋庆龄同志一九五○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一九五二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国际活动中，她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交往，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受到中外各方人士的广泛崇敬，被国际上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同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宋庆龄同志逝世以前不久，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长时期来的夙愿。这是宋庆龄同志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宋庆龄同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永远活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
悼念宋庆龄同志，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
（引自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二、议论式悼词
以议论死者对社会的贡献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打情或叙事。它常见于书面体的哀悼文章。例：
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茅盾
一九四四年最后那一天将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反法西斯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罗曼·罗兰，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
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者群，罗曼·罗兰不是一个生疏的名氏。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转辗借得一读为荣幸。
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我们这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由敬隐渔君译为法文而在法国出版时，罗曼·罗兰读了以后曾是如何感叹而惊喜的；当《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兄弟们宣言》的寥寥数语中，给我们以多么大的鼓励。那时我们正处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淤血堆中挖个窟窿透口空气的千千万万争民主求光明的青年们，看到罗曼·罗兰对我们号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附顺前者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争民主求光明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有了坚强的信心了。
我们也还记得：当“五四”初期，思想界还没有个中心的时候，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求启示，曾因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内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群中涌起了研究罗曼·罗兰的热潮；在话剧运动的初期，罗曼·罗兰的“民众剧”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讨论，田汉先生曾经热心地介绍过这一理论。
我们现在不但有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还有《革命戏剧》的大部分的译本（罗曼·罗兰自称其以法国大革命力题材的剧本曰《革命戏剧》），有《葛莱郎波》的译本（？）也还有兹怀格的《罗曼·罗兰传》的译本。在当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们可以说，除了高尔基以及若干苏联作家而外，罗曼·罗兰是和萧伯纳、德莱塞、纪德等等同为我们热心研究的对象。而我们对于罗曼·罗兰的热心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即因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写的反战论文的结集《超于混战以上》。而也因为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顷，法西斯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扬的时候，罗曼·罗兰是国际文化界中反法西斯与保卫世界文化的立在阵头的战士。
现在，正当法兰西获得解放而法西斯强盗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罗曼·罗兰——这位反法西斯的巨人和老战士却以七十九的高龄谢世了，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人民的胜利于今是确定的了，然而艰巨的工作还在前面，从军事上政治上消灭了法西斯以后，还得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扫荡法西斯以及准法西斯的毒瘤，这一工作不见得比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轻便些。我们在这时期特别需要罗曼·罗兰。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全世界，不但法兰西——的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事的第八年，在向前奋斗以求民主政治真正实现的今天，对于这一位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的逝世，不仅是哀悼就算完了事的。我们的处境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更为严重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所面对的，更为艰巨些，而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必讳言）比起西欧的同志来，也还觉得薄弱些。然而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五四”以来的思想斗争的经验来的，是从鲁迅先生的光荣的业绩里来的，而也是从世界的反法两斯文化前辈的努力与其辉煌的事业而来的。
在今天，我们文化人，正经历着思想上的绝大的苦闷，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绝大考验。今大，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正在展开，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代。今天，相同于罗曼·罗兰在上次大战以后的“摸索和彷徨”的情绪，在我们文化人中，恐怕也还是相当普遍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哀悼和纪念之心，来追溯罗曼·罗兰一生所经过的思想历程，将能激发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的信心。
罗曼·罗兰所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当他七十岁时，他感谢苏联人民对他七十大寿的庆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经过苦痛而后快乐’。经过了七十年来的战斗与劳苦互相更迭的长途旅程，我才到达了你们所建造着的“快乐’，这世界人类的新社会。..”（用戈宝权的译文）。而在另一时，他又曾这样告诉我们：“你可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年代的深处来的？我是从溃灭了的巴黎公社，从一八七○年惨酷的普法战争的时期来的。..我的来处是在战争期以及在革命期两度被征服过的法兰西，是当我的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屈伏过的法兰西”（用戈宝权译文）。但是，时代和“来处”，并不能把罗曼·罗兰压在怀疑和悲观的深渊，也不能把他驱入“象牙之塔”，——虽则他早年的环境和教养是很有这可能的。当他毕业于高等师范，游学罗马与德国之后，曾经深受托尔斯泰和华格纳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充满了热情的呼声“我们怎么办呢”？曾经使他深受感动。他和托尔斯泰的通信，在他“那时期是他的路”，他这样说；从此他立下了为人民——为人类服务的伟大决心。
然而，人民的道路——人类的历史的道路，是向哪一个方向去呢？此去又该经过怎样必不可少的步骤呢？这些问题，当时的罗曼·罗兰是有他自己的见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可说是他的这个见解的形象化，那么后来的《精神独立宣言》便是详细的注脚，抽象的理论。“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创造就是消灭死亡”，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淋漓痛快地发挥了的。克利斯朵夫是从窒息的毒害的“优秀阶级”文化中钻出头来的英雄，——以创造战胜一切丑恶与危害的英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那时是孤独的。我在一个精神上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的毒害的思想。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需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有着相当高卓的灵魂以便有说话的权利，有着相当雄壮的声音以便令人听得真切；这个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用戈宝权译文）。
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一二年完成）到“超于混战之上”，罗曼·罗兰是从“创造即欢乐”的说教者走到了实际斗争的战士的阵头了，但在基本思想上他还是始终一贯的，这就说明了后来他在“光明社”何以会跟已比塞意见相左。直到此时为止，罗曼·罗兰的基本思想是个人主义，——或者也可你为新英雄主义。他认为“自由而阔大、坚毅的个人主义，便是人的最高价值、人的前锋”，而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这理想的化身。罗曼·罗兰在《精神独立宣言》中表示：此种精神的个人主义是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民族，不附属于任何党派，保持着超利害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气象台，以清明的眼光照耀着人类的前途。他更进一步说，这样的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可与人民的战士携手而且为其引路。
这样的“理想”，也许是“美丽”的，不幸面对着现实之时，却碰了钉子。一九二○——一九二七年间，正是罗曼·罗兰的“摸索和彷徨的年代”。他回到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又向甘地主义伸出了乞援的手。但是，大智大勇大仁的罗曼·罗兰终于突破云阵，“向过去告别”。“从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精神的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土。
一九二七年以后，罗曼·罗兰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他的几部著作来表示。这几部著作正可视为他的思想历程的里程碑。
《向过去告别》论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在这里他批判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宣告他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用他自己的话，这是“已经毁了身后的桥梁了，不管我后面有桥还是没有桥，我永不再回头了”。
《保卫新世界》论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
《动人的灵魂》（长篇小说）第五六两卷《诞生》完成于一九三三年。这一部共六卷的巨著，开始写于一九二二年，初成第一卷《安娜德与西维尔》，及第二卷《夏天》，中经间歇，一九二六年更成第三卷《母与子》，又隔五年，那是一九三一年了，成第四卷《一个世界的死亡》，翌年完成最后两卷
（五与六），均题为《诞生》。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这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前后亦跨十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三。然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作的十年间所不同者，这后十年正是罗曼·罗兰所自称为“苦斗十五年”的重要阶段。如果前十年可称为罗曼·罗兰前期思想形成的阶段，而《约翰·克利斯朵大》是其总结，那么，后十年便可说是罗曼·罗兰后期思想发展的阶段，而《动人的灵魂》的最后三卷便是他“摸索”而合于大道的宣言。
安娜德最初还是“克利斯朵夫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了幻灭以后，她渐渐改变了，终于在她的儿子马尔克因为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谋杀以后，她坚决地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而踏上儿子所走的路——人民大众的历史的道路。她说：“没有力量的白旗染上了红血，已经成为红旗了，这旗帜将为千百万人所有，安娜德将拿起这旗帜与千百万人一起继续去战斗！”而罗曼·罗兰是和千百万人一起去战斗了，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后成为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这样我们在长篇小说《动人的灵魂》中看到了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继续，也看到了《摸索和彷徨》，最后又看到了自我批判的《向过去告别》，大踏步走向新的《诞生》。怎样从一个个人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足足走了七十年的长途，光是这一点坚韧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经值得我们万分景仰了。他这长途不是没有痛苦的，在他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我的累累的创伤，这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明着前进的一步”，这就是罗曼·罗兰之所以伟大。
在某些点上说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自称的“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有些相仿么？五十年代的中国当然和一九七○——一九二○年的法兰西不同，但五十年代的世界不就是罗曼·罗兰所“摸索”的时期那一世界么？而时代逼迫着我们回答“我们该怎么办”；不更紧急于罗曼·罗兰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的当时么？
让我们认真来思索这一切，这该是时候了！
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而争取民主的首要条件，则是挥起我们的笔杆，反对法西斯的侵略。罗曼·罗兰一生的艰巨的行程给我们榜样，也给我们勇气和信心，为了哀悼和纪念这一位世界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我们的“摸索和彷徨”——如果还有，不该从此结束了么？《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该读《动人的灵魂》了。我们相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伟大的罗曼·罗兰的逝世，将有无穷的悲哀，对于产生这位巨人的光荣的法兰西民族将永志其敬爱与感谢，中国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大众的损失；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将以善于学习罗曼·罗兰作为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向过去告别！”
让我们把这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重庆。
[附记]十三年前写这篇追悼文的时候，中国的青年们正陶醉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以这位个人主义的“斗士”作为“做人”的榜样。这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可以说是严重的时代错误。我这篇文章，批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人主义，分析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错误，实在已经太含蓄了，可是仍然收到了几封谩骂的信，说我借死人作政治宣传（指本篇分析《动人的灵魂》那一段以及其他谈到罗曼·罗兰思想转变的章节），而且毫无根据地说我歪曲了罗曼·罗兰。离开这篇文章十三年之后，中国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陶醉于约翰·克利斯朵夫者，仍然不少，这真是十二分严重的时代错误。经过了去年的反右派斗争，分析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章也有几篇，大概算是大大地消毒一番了罢？但是我以为把罗曼·罗兰的前后期作品作全面分析。还是有其必要：因为副作用又产生了：不少青年把罗曼·罗兰视为一文不值，甚至还把他当作反动文人。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引自《矛盾文集》第十卷）
三、抒情式悼词
以抒发对死者的悼念之情为主，并适当结合叙事或议论。
例：
罗曼·罗兰悼辞
郭沫若
罗曼·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会永远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像太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
罗曼·罗兰先生，在二十年前你的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你曾经向我们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热烈、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趋向一切的光明：学问、美、人类爱、公众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压迫的势力，是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你说，只有上升的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说，你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这些话对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给予了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有力的鼓励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法西斯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一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神号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国。
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的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七十九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的吧？但与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你请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趋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和黑暗、愚昧、残忍、凶暴的压迫势力、法西斯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
罗曼·罗兰先生，你请安息吧。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像你一样，把“背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要像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照你的宝贵指示：“每天早上，我们都得把新的工作担当起来，把前一天开始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错误，对于不公正，对于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力争，为着更大的更大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引自《沫若文集》第十三卷）
